五柳村>>问题研究>>中国能否实行民主宪政?

中国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强人专制才能使国家稳定，这种观点流传有一百多年了。追源溯本，司马光 曾有完整论述，到今天仍是一个问题。我是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但反对的意见也应该认真的听。他们说,百多年来倡言民主者多矣，无一人能实现，确实值得研究。故设此专栏，以供交锋和交流。  

老共产党人李普为《历史的先声》写的序言：还要走很长的路，自4月19日在五柳村上网，到2002年6月9日上午10时已有732人阅览。说明今天关心着中国前途的人仍然不少。

    早年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激进,鄙薄改良,乃至崇尚暴力,研究宪法、宪政的人不多，以为那不过是书生议论，没什么用，从表面看来，确是如此，而书生问政，总是不成功的，甚至付出生命。本期五柳村介绍的宋教仁、费巩，还有后来的闻一多，即其代表。所以胡适在1947年那番讲话：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当时的大学生，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但过了半个世纪再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

     实现民主政治，显然是世界的潮流，现在提倡与时俱进，当然要顺应这个潮流，当然也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训，大家都有体会。

     但是怎样才能作到不是照搬而能符合中国国情呢？不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宪政的历史，是难以作出判断的。因此先研究起来，十分重要。我注意到一些网站，已经在讨论，网站读书设立宪政研讨板块；胡星斗先生发来新作从“政治腐败”案例看政治体制改革还有早先的新社会主义探讨都是在作这种探讨。为此，我也来凑凑热闹，写了这篇请宪法来当皇帝，同时介绍两位为中国民主宪政献身的先驱：

最早为宪法流血的人 (左，宋教仁 1882-1913）[链接人教网>>历史天地 >>中国历史之最]

再读宋教仁 傅国涌[原载《书屋》据2001年06月06日《世纪中国》]

费 巩(1905—1945)生平[链接浙江大学百年发展史/人物篇（一)]

我所知道的费巩 陶元珍。上图，1934年时在浙大任教的费巩教授

《历史的先声》(香港版)还有两篇序言

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作者：何家栋

革命压倒民主作者：李慎之，现链接在此，以便参阅。 

— 陶世龙，2002年6月9日

本专栏编出后，民主宪政在中国仍然步履颟顸，下面是后来补充列入的文章，还将继续补充。

—陶世龙2005年2月2日

李锐:何时宪政大开张  –《民主中国–一个”老三届”思想者的心路历程》序言

袁伟时:与唐昊谈”共和”(国内)

尹慧珉:执政党的“合法性”

范福潮:中国要向宪政体制过渡

牧惠:待觅的民主新路;社会帝国主义是好东西？—读《苏共亡党十年祭》   
狄马:伟大的几分钟–美国国父华盛顿交权纪实  

章立凡:民主宪政的理想与实践——章乃器与民主建国会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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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吗?  网友评潘维、康晓光的言论

陶世龙:质疑潘维 —民主不合中国国情吗? “永不加赋”，清朝的“德政”？ “绝对的小政府”？ 中国社会是“正”道之治,不是 通过斗争获得权力？ 杜光:也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陶世龙:别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新加坡媒体报道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学者康晓光的观点：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

海外人士评论康晓光否定民主的言论

潘维评乌克兰大选–新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田奇庄致潘维：否定民主必成垃圾

田奇庄:乌克兰大选给我们的启示

网友评论田奇庄与康晓光:徘徊在十字街头

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 (笑蜀与闲言的争论)

笑蜀:闲言先生们的难题 一方面追求国家强大，一方面视自由和自由主义为天敌，这正是闲言先生们的内在矛盾。

闲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感觉到的难题–答笑蜀先生
笑蜀:自由缓行民主缓行之论调可以休矣–再与闲言先生商榷 
笑蜀:自做多情的新权威主义–还与闲言先生商榷
闲言:续答笑蜀：再论什么才是现实中真正的“次优”–兼答常山赵子龙先生；通往自由之路先生
笑蜀:再复闲言：什么是真正的新权威及如何新权威

五柳村海外版||五柳村国内版

陶世龙：一元非复始 万象应日新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是中国人在农历元旦时惯常使用的春联。一般解释为新的一年开始了，万物出现新气象，表达了人们期待日子越过越好的心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推敲起来，并不准确， 还容易误导为“新”就是周而复始。传统就是最好的，回到过去就好了，所以古代的改革家不得不托古以改制，说自己是法先王之道。老百姓对现实不满，也总是叹人心不古。

主张变法的梁启超不同于古人，他看到：“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肈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鼋，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　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法通议自序，1896年8月9日）

梁启超能有此认识，是他已有了科学的眼光，他认真读过玛高温（D.Macgown 1814-1893）和华蘅芳翻译的《金石识别》与《地学浅释》；前者是地质学奠基人赖尔从其名著《地质学原理》抽出专讲基础地质知识的第四编扩充而成，英文原名ELEMENTS OF GEOLOGY即《地质学基础》；后者是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矿物学权威丹那（J.D.Dana 1813-1895）为大专学生写的矿物学教材，英文原名即《矿物学手册》。都是当时大学生用的教材。

科学使人们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并向前发展的，地球和生命 都不是总在原点兜圈子，由于人们大感官难以察觉那些细微的逐渐变化，误以为静乃大地之常理，稳莫过于泰山。其实汶川大地震瞬间出现的山崩地裂， 正是地下物质长期缓慢的运动，能量在岩层内聚集，孕育千百万年的结果。

再看社会，也是如此，今年不会与去年一样，年年不同。

但历史有时确实也会出现惊人相似的重复，中国社会的治乱分合，被认为有着周期性出现的规律，因而有黄炎培先生质疑，毛泽东先生回答的著名的“窑洞对”。毛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这个经验总结得不错，但实践检验的结果是知易行难。从古以来，殷鉴固不远，却总是不能以 史为鉴。

必须突破这个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怪圈，因此我要说“一元非复始，万象须日新。”

中国许多志士仁人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奋斗多年，但似乎仍未能走出这个怪圈，譬如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封建意识形态残余沉渣泛起，诋毁民主与科学之声甚嚣尘上。还不时演出顶礼膜拜于封建亡灵之前的闹剧，而某些学者名流竟然也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维护传统不变为由反对修建青藏铁路等现代化建设，似乎当年兴办“洋务”遇到的阻力重现，真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曾写《变是绝对的:西藏的环境与文化》以应之，立意盖得于梁启超之启发。而也有一点感慨， 今之人文学者政论家，能象梁启超那样认真学习过地质学的恐怕不多了。

2009年1月26日
五柳村海外版

梁启超：中国学术界之病证

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宋邵雍把世界从开始到消灭的一个周期叫做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故一元共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见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一》。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沈曊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涂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摘自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



满脑理想正义的左派知识分子，现实中很不堪

华人网刊2021-01-15 14:02

吼叔

津门吼叔，哏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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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在下面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电影《琼斯先生》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发表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

“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也极为清晰”。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

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

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索维尔的文笔优美且犀利。书中还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称“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

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

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知识分子的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这样的错误，或许还可以用“时代的局限”来为他们这种“集体左倾”的行为开脱。

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在互联网、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众多“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多年来一贯以“右派”的形象示人，并且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体制，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他们却又是标准的左派。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辩驳，而是滑向动机揣测和道德绑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声誉扫地，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的角色：人类左倾的代表

“左”的渊源，是人类的骄傲；左倾，是人类的天性。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右派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左”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

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

▌知识分子的迷信：轻视观念

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制度和环境，相对于庞杂的观念和民情，这些更易于掌握和传播。因此“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限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知识分子的特权：犯错无代价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左派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巨人，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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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摘要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傅斯年  

　　 三年以前，英国杂志名《十九世纪与其后》者，（TheNineAteenthCenturyandafter）载一推论东方民性之文，作者姓名与其标题，今俱不能记忆，末节厚非东方文明，印吾心识上者，历久不灭。今举其词，大旨谓：

　　 东方学术，病痾生于根本；衡以亚利安人之文明，则前者为无机，后者为有机，前者为收敛，后者为进化。质言之，东方学术，自其胎性上言之，不能充量发展。傥喀郎（Chalons）之役，都尔（Tours）之军，条顿罗甸败北，匈奴或大食胜者，欧洲荣誉之历史，将随罗马帝国以覆亡。东方强族，纂承统绪，断不能若日耳曼人仪型先民，与之俱进。所谓近世文明者，永无望其出于亚细亚人之手；世间之上，更不能有优于希腊，超于罗马之政化。故亚利安族战胜异族，文明之战胜野蛮也，适宜文明战胜不适文明也。

　　 迻录此言，以启斯篇。当日拘于情感，深愤其狂悖，及今思之，东方思想界病中根本之说，昭信不诬。缩东方之范围，但就中国立论：西洋学术，何尝不多小误，要不如中国之远离根本，弥漫皆是。在西洋谬义日就减削，伐谬义之真理，日兴不已；在中国则因仍往贯，未见斩除，就令稍有斩除，新误谬又将代兴于无穷。可知中国学术，一切误谬之上，必有基本误谬，为其创造者。凡一切误谬所由生成，实此基本误谬为之潜率，而一切误谬不能日就减削，亦惟此基本误谬为之保持也。今欲起中国学术思想界于较高之境，惟有先除此谬，然后认此基本误谬以生一切误谬，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欲探西洋学术思想界之真域，亦惟有先除此谬，然后有以相容；不致隔越。欲知历来以及现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状况何苦，亦惟有深察此弊之安在，然后得其实相也。

　　 至于此种误谬，果为何物，非作者之陋所能尽量举答。故就一时觉察所及，说谈数端，与同趣者共商榷焉。

　　 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ae*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西洋学术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治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曰，“惧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曰，“功莫大于存古”。是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现于文学，则以仰纂古人为归宿；现于哲学，则以保持道统为职业；现于伦理，则忠为君奴，孝为亲奴，节为夫奴，亲亲为家族之奴。质而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为个性之发展，但为地下陈死之人多造送葬之“俑”，更广为招致孝子贤孙，勉以“无改于父之道”。取物以譬之，犹之地下之隧宫，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明，讵可得耶？

　　 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持论不同，望空而谈，思想不宜放之无涯之域。欲言之有当，思之由轨，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详审时代之关系。与事实好合无间，亲切著明，然后免于漫汗之谈，诏人而信己。故学说愈真实者，所施之范围愈狭，所合之时代愈短。中国学者，专以“被之四海”“放之古今”为贵，殊不知世上不能有此类广被久延之学说，更不知为此学说之人，导人浮浅，贻害无穷也。

　　 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of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肆，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凌，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一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纪涯。举其荦著者言之：则学人心境，造成褊浅之量，不容殊己，贱视异学。庄子谓之“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究之，天下终不可易，而学术从此支离。此一端也。其才气大者，不如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肆之程度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爝火争光。清代学者，每有此妄作。惠栋钱大昕诸人，造诣所及，诚不能泯灭；独其无书不读，无学不肄，真无意识之尤。傥缩其范围，所发明者，必远倍于当日。此又一端也。凡此两者，一褊狭而一庞大，要皆归于无当；不知分工之理，误之诚不浅也。

　　 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举例言之，?绎封建之理，评其得失，固史学家当务之急，若求封建之行于后世，则谬妄矣。发明古音，亦文学界之要举，若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反之醇古”，则不可通矣。历来所谓读书致用，每多此类拘滞之谈。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又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剀切，势必流入浮泛。他姑不论，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盫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今日最不可忽者：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

　　 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西洋近世学术，发展至今日地步者，诚以逻辑家言，诣精致远，学术思想界为其率导，乃不流于左道也。名家之学，中土绝少，魏晋以后，全无言者；即当晚周之世，名家当涂，造诣所及，远不能比德于大秦，更无论于近世欧洲，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沉沦，此其一大原因。举事实以言之：墨家名学“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引古人之言以为重，逻辑所不许者。墨子立“辩”，意在信人，而间执反对者之口，故有取于此，立为“第一表”，用于辩论则可，用于求真理之所在，真理或为往古所囿。魏晋以后，印度因明之学入中国，宜乎为中国学术之助矣。然因明主恉，在护法，不在求知。所谓“世间相违”“自杀相违”者：逻辑不以为非，而因明悬为厉禁。旧义不许自破，世间不许相违，执此以求新知识，讵有得者？谈名学者，语焉不精，已至于此，若全不解名学之人，持论之无当，更无论矣。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方式。如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前辞为前提，后辞为结论。比喻乃其前提，心中所欲言乃其结论。天之二日，与民之二王，有何关系；说者之心，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取天之一日，以为譬况；一若民之所以无二王者，为天之无二日故也。此种“比代推理”宜若不出于学者之口，而晚，周子家持论，每有似此者。孟子与告子辩“生之为性”，代而取喻于“白羽”“白雪”之“白”，径执“白”之不为“白”，以断“生”之不为“性”，此其曲折旋转，虽与“天无二日”之直下者不同，而其借成于比喻，并无二道。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后代论玄学者，论文学者，论政治者，以至乎论艺术者，无不远离名学，任意牵合，词穷则断之以联想，而词不可尽；续理则济之以比喻，而理无际涯。凡操觚之士，洋洋洒洒，动成数千言者，皆应用此类全违名学之具，为其修学致思之术，以成其说，以立其身，以树其名。此真所谓病痾生于心脾，厉气遍于骨髓者。形容其心识思想界，直一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恍惙窈冥之浑沌体而已。

　　 七、吾又见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在政治上，固此空洞架子也；在学问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文章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宗教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艺术上犹此空洞架子也。于是千篇一面，一同而无不同；惟其到处可合，故无处能切合也。此病所中，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不顾实在；中国人所想所行，皆此类矣。

　　 上来所说，中国学术思想界根本上受病诸端，乃一时感觉所及，率尔写出，未遑为系统之研究，举一遗万，在所不免。然余有敢于自信者，则此类病痾，确为中国学术界所具有，非余轻薄旧遗，醉心殊学，妄立恶名，以厚诬之者。余尤深察此种病魔之势力，实足以主宰思想界，而主宰之结果，则贻害于无穷。余尝谥中国政治宗教学术文学以恶号，闻者多怒其狂悖，就余良心裁判，虽不免措词稍激，要非全无所谓。请道其谥，兼陈指其恉，则“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是也。何谓教皇政治？独夫高居于上，用神秘之幻术，自卫其身，而氓氓者流，还以神秘待之。政治神秘，如一词然，不可分解，曾无揭迷发覆，破此神秘，任其称天而行，制人行为，兼梏人心理，如教皇然。于是一治一乱，互为因果，相衍于无穷，历史黯然寡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何谓方士宗教？中国宗教，原非一宗，然任执一派，无不含有方士（即今之道士）浑沌支离恶浊之气。佛教来自外国，宜与方士不侔。学者所谈，固远非道士之义；而中流以下，社会所信仰之佛教，无不与方士教义相辅，臭味相杂。自普通社会观之，二教固无差别，但存名称之异；自学者断之，同为浑浑噩噩初民之宗教，教义互窃互杂，由来已久。今为之总称，惟有谥为方士之宗教，庶几名实相称也。何谓阴阳学术？中国历来谈学术者，多含神秘之用。阴阳消息之语，五行生克之论，不绝于口。举其著者言之，郑玄为汉朝学术之代表，朱熹为宋朝学术之代表，郑氏深受纬书之化，朱氏坚信邵雍之言，自吾党观之，谈学术至京焦虞氏易说，皇极经世，潜虚诸书，可谓一文不值，全同梦呓。而历来学者，每于此大嚼不厌：哲学、伦理、政治（如“五帝德”“三统循环”之说是）、文学（如曾氏古文四象是）及夫一切学术，皆与五行家言，相为杂糅。于是堪舆星命之人，皆被学者儒士之号，而学者亦必用术士之具，以成其学术，以文其浅陋，以自致于无声无臭之境。世固有卓尔自立，不为世风所惑者，而历来相衍，惟阴阳之学术为盛也。何谓偈咒文学？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晦涩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为碑志者，末缀四言韵语；为赞颂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谓与偈辞咒语，异曲同工。又如当今某大名士之文，好为骈体，四字成言，字难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之上选也。吾辈诚不宜执一派之文章，强加恶谥于中国文学；然中国文学中固有此一派，此一派又强有势力，则上荐高号，亦有由矣。（又如孔子、老子、子思，世所谓圣大也，而《易系》、《老子》、《中庸》，三书文辞浑沌，一字可作数种解法。《易系》《中庸》姑不具论，《老子》之书，使后人每托之以自树义，汉之“黄老”托之，晋之“老庄”托之，方士托之，浮屠亦托以为［化胡］之说，又有全不相干大野氏之子孙，“戏”谥为“元玄皇帝”。此固后人之不是，要亦《老子》之文，恍惚迷离，不可捉摸，有自敢之咎也。）凡此所说，焉能穷丑相于万一。又有心中欲言，口中不能举者；举一反三，可以推知受病之深矣。今试问果以何因受病至此，吾固将答曰，学术思想界中，基本误谬，运用潜行，陷于支离而不觉也。

　　 今日修明中国学术之急务，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然惑古之徒，抱残守缺犹如彼，西来艺学，无济于中国又如此，推察其原，然后知中国思想界中，基本误谬，运用潜伏；本此误谬而行之，自与西洋思想扞格不入也。每见不求甚解之人，一方未能脱除中国思想界浑沌之劣质，一方勉强容纳西洋学说，而未能消化。二义相荡，势必至不能自身成统系，但及惝惚迷离之境，未臻亲切著明之域。有所持论，论至中间，即不解所谓，但闻不相联属之西洋人名学名，诘屈聱牙，自其口出，放之至于无穷，而辩论终归于无结果。此其致弊之由，岂非因中国思想界之病根，入于肌髓，牢不可破，浑沌之性，偕之以具成，浮泛之论，因之以生衍。此病不除，无论抱残守缺，全无是处，即托身西洋学术，亦复百无一当。操中国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以研西土近世之科学哲学文学，则西方学理，顿为东方误谬所同化，数年以来，“甚嚣尘上”之政论，无不借重于泰西学者之言，严格衡之，自少数明达积学者外，能解西洋学说真趣者几希。是其所思所言，与其所以誊诸简墨者，犹是帖括之遗腔，策论之思想，质而言之，犹是笼统之旧脑筋也。此笼统旧脑筋者，若干基本误谬活动之结果；凡此基本误谬，造成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为中国思想界者也，亦所以区别中国思想界与西洋思想界者也。惟此基本误谬为中国思想界不良之特质，又为最有势力之特质，则欲澄清中国思想界：宜自去此基本误谬始。且惟此基本误谬分别中西思想界之根本精神，则欲收容西洋学术思想以为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误谬，然后有以不相左耳。

据360图书馆保存的文本，原标题为《傅斯年一百年前就说透了中国学术界的真相》系梅竹君 私有 2019-05-09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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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笑蜀之呈堂证供乙: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

所谓深层政府之类的阴谋论，不就是耄“继续革命论”的翻版么？基于继续革命论，耄主张“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基于深层政府的阴谋论，今天的斗士们则主张在宪政民主的美国，也必须来一场推翻现体制的政治大革命。总之也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还不是红旗下的蛋？

笑蜀之呈堂证供乙:
[链接]手机中美印象-余智：如何认识“利益集团”、“深层政府”与“华盛顿沼泽”？http://m.uscnpm.org/wap/article.aspx?d=99&id=24047

張麗娜:
@笑蜀 好
我想，川普和老毛是不能等同的。

笑蜀之呈堂证供乙:
当然。不是一个数量级。

五柳村言：岂止是量不同，质亦异。傅斯年有云：“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如不对事物本身具体分析，而以自己的想象比附，能得真知乎？

陶世龙：中国的“封建”在哪里？

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他已在这里徘徊了几千年.人世间的朝代乃至自然界的景观都已屡经变易,江山不可复识。然而人们却仍感到他的存在，例如每当改革中出现波折，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中国的封建影响太深了。

李慎之先生说:“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从学术上来讲，我是完全赞同的,因为在中国的典籍中,封建二字的涵义本来明确.是指周以前盛行的分封诸侯的体制；秦以后基本上消失了；在先叔父元甘先生六十年前写的西汉封建制不如周代兴盛之原因中就可看到这一点。但反帝反封建喊了好多年了,这个封建的概念是从西方来的，李先生的文章考证甚详。我以为这个封建已经中国化，其内容涵盖了一切被认为陈旧的事物,在今日的汉语中，“封建”可谓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程度.因此不如约定俗成,因势利导,明确这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的内涵,以便革除那些在中国传统中真正该革除的对象.

如果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社会缺乏研究，完全可能把不是应该革除的东西当成封建的事物破坏掉，而让本应消除的落后事物乔装打扮，乃至原封不动地招摇过市，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看到了。但仅仅是文革中的感受，仍不足以让我们认清封建之所在，而且很可能反过来矫枉过正，一些真正的封建遗毒又可借机扩散。

因此从认识上澄清对封建的一些混乱认识。我以为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有一种观点存在很久，不事劳动的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是封建的根本，斗争了地主。平分了土地，封建就消灭了。改变这种土地制度即日常习惯说的土改，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让农民分得土地的事已做过多次，但其目的和结果都不过是使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和延续。及至到近代，有些打土豪分土地自以为反封建很彻底的人，也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地舒舒服服地接过了封建的权杖，都在说明，仅仅是土改消灭不了封建.

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就是大家庭和家长制代表着封建，所以以为出走甚至背叛这个家庭就反了封建，就是革命了，像巴金早年的小说大多是这样的主题。封建的家庭和家长制，无疑是应该反对的，但是是不是一走就可以了之，封建社会就崩溃了呢？显然不是。而仅仅从家庭的组成形式而言，也不能以此说请什么是封建。先叔父元甘先生写的秦及西汉之大家族与小家庭 便让我们看到，小家庭在中国早就有了，而且正是强制实行小家庭制的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诸侯割据，也被认为是封建的特征，但这种割据也是皇帝所反对的。从先父1942年写的中国历代官制演变之方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历代官制，即政府的组织。有过多次变革，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总趋向是巩固和加强皇权即皇帝的专制独裁。

因此，反对分散，加强中央集权，与消除封建影响是两码事。

父传子，家天下，不经过选举，无疑是封建的特征。但是在中国，实行民选，甚至是选民直接选举，是否就能消除封建了呢？也不见得。南京政府举行首次国大代表选举是选民直接选的，据我所知，原来的封建势力仍可以起决定作用。当时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有投票权，但投谁的票，实际上是听当地的士绅话，这些人说选谁就选谁。有的还走一走投票的形式，有时干脆连这形式也不走了。有人代写代投。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仅仅有形式，仍解决不了中国的封建问题。当然，如果像袁世凯，连形式也不要了，那更糟糕。

我以为，消除封建影响的关键还在我们每个人自身，问题的出现，在于自己仍保有封建意识。由于中国的封建皇帝是以超阶级，超各集团利益的全社会最高利益代表者，作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国家象征出现的，他奉为经典的哲学和发出的谕旨，一般都是冠冕堂皇，为了社会公平的言词，从语言上讲，与后来的共产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要人们警惕封建的共产主义。我感到确实点到了要害。但如许多学者已指出的，我们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清除都作得很不够，以致那些维护和代表封建专制社会的精神桎梏东西，依然可以成为今天人们精神上的枷锁。

如果仅从是否多占了土地；是否闹割据；是否大家庭，是否父传子这些形式来看，封建主义是在中国早没有了。难怪被一些人称赞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蒋南翔先生，在清华园内要致力于“灭资兴无”而不及“封”，这样“兴、灭”的结果，是在清华园内揪出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元气大伤。而封建主义的货色是否因而漏网，甚至借机而起，不能不使人担心。

我的体会是决不可以低估封建思想观念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时候进城隍庙参拜，到街头听说“圣谕”和在草台看“太平戏”，那对封建的秩序道德伦理的宣传，可谓作得是很深入而多样的，接受者主要是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现在看起来，都有这方面的影响。在我的身上，通过所受的教育和与社会生活实践留下封建思想就不少。当然这不是说又要对过去一概否定，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许多伦理道德观念，譬如对家庭的维护，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现在甚为西方人所称羡。我也是四川人，也接触到不少大家庭，闹矛盾的是不少，但象巴金先生写的那样还没遇到，不少家庭并非那样尔虞我诈，顽固保守。而且对子女的成长起了良好的抚养教育作用。所以先研究清楚究竟在那里出了问题，是最重要的。

经过多年的思索，我感到封建在中国的特点主要有三条：等级制（与特权相联系）；人身依附（无个人独立之人格）；一个脑袋（无个人独立之思考，全体只需要和只能听命于一个头脑）其实只要我们大家都不赞成了，这几条自然也就不起作用。有些事明明多数人知道有错，那为什么还要投票赞成呢？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了；还有这等级制特权，一面骂，一面其实是也希望爬上个更高的等级，结果使这等级特权成了臭豆腐，要是大家都看透了，再高的级别也失去了诱惑作用。1999年1月，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在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文中，蒙郑仲兵先生不弃，拿去收在他主编的《告别20世纪-名人言论》上卷中，其实我那里算得上什么名人，是他抬举我。结果是书印出来了，但不知怎地没有发行，我把它上在这网上，那时没几个人来看。这次趁有几篇讨论中国封建的文章新发表，便又摆在旁边凑个热闹。总之是想这中国的封建，封建在哪里？需要弄个明白。

陶世龙，2001/05/23 

据 <https://weibo.com/p/230418ab1b782d0102x793?sudaref=www.google.com> 新浪微博天地有正气1934 转发保存的文本重新划分段落后发出。